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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隱秘在德國留學的角的中雨桐又一次撥打了危機熱線電話。
電話里，落困她告訴接線員自己產生了強烈的精神自殺念頭，很快她被強制送入當地一所精神病院。病院過去四年里，國留患有重度抑郁癥的學生雨桐曾五次長時間入住精神病院，多次輾轉于德國南部小城愛爾蘭根地區醫院（Bezirksklinikum Erlangen）和愛爾蘭根大學醫院（Uniklinikum Erlangen）。隱秘
和雨桐相似，角的中在澳大利亞讀書的落困博文、美國讀書的精神康馨也都有因精神疾病“強制入院”的經歷。他們都深受焦慮與抑郁折磨，病院在與家庭醫生、國留學校心理熱線交流時，學生表現出了自殺傾向。隱秘一開始博文并不想被轉診，但隨即就被告知，“如果你不去，警察會上門把你逮過去?！?/p>
7月30日，在南澳阿德萊德當地一所綜合醫院的精神科觀察了大半個月后，博文終于達到了出院標準。
承載著個人和家庭的期許，每年有幾十萬中國留學生遠赴海外求學。但在隱秘的角落里，越來越多的人備受精神疾病困擾。
美國國家醫藥圖書館2023年收錄的一篇研究論文對256名16歲及以上長居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進行調查，分別有15.3%、20.4%和10.5%的人報告具有重度至極重度的抑郁、焦慮和壓力情緒。另一項刊于2024年5月的研究顯示，在10864名中國留學生樣本中，有7090人符合精神障礙診斷標準，占比約65.4%。
多日來，南方報業記者線上訪問了10名在澳大利亞、美國、德國、法國、英國、荷蘭、日本等地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最小的17歲，最大的也剛剛研究生畢業。但他們大多困于焦慮癥、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等精神疾病，曾被強制送進精神病院或長期接受心理咨詢。
他們的經歷顯示，在陌生而復雜的外國醫療體系里，類似的中國留學生群體前期在求治路上耗費了大量的程序時間，乃至錯過了接受治療的最佳時刻。而后期的治療中，精神疾病帶來的“恥感”、糟糕的親子關系等也阻礙了他們進一步向身邊的親友求助。
“他們無法找到最快的治療方式。”目前在紐約大學朗格尼醫療中心擔任精神科執業護士（Psychiatric Nurse Practitioner）的陳燁琪說道。
雨桐是一名95后中國女孩。說話時，她聲音低沉，語速不快。在回答記者問題時，她時而陷入短暫的沉默，時而給出簡潔果斷的回答。
2014年，16歲的雨桐從國內一所外國語初中畢業后前往德國。當時，雨桐就讀的高中位于人煙稀少的鄉村。因為語言不通，初來乍到的她只能和校園里為數不多的8個中國人交往。盡管已經提前上了一年預科，但“一切都比她想象得更加困難”。
2017年，步入大學的雨桐第一次察覺自己產生抑郁情緒。那時她初到慕尼黑，交不到朋友，還因分數不夠只能選擇讀自己不喜歡的IT專業。她時?？奁?，有輕生的念頭。她用“挫敗”和“孤獨”形容自己這一年。
盡管半年后，她轉到了自己更喜歡的口腔醫學專業，但語言障礙、社交障礙和個人身份定位危機過早地在她心底留下了痛苦茫然的痕跡，她時常沒有緣由地感到抑郁，“你知道狀態不好的時候是什么感受嗎？就感覺和世界隔離開了?！庇晖┱f。
2020年，在和心理咨詢師的一次聊天中，雨桐表現出強烈的自殺傾向，心理醫生確診其患有重度抑郁癥，并將她緊急送往精神病院。
入院后，她的病情沒有好轉反而惡化了。醫生不得不用束縛帶將她綁在床上長達一周。雨桐告訴記者，這是她人生中最低谷的時刻。
她的手臂、腹部和腳都被緊緊地綁著，護工們兩班倒晝夜不分地看管著她。“這一星期，你的吃喝拉撒都要在床上解決，你只能躺在那兒，盯著天花板讓時間過去?！被叵肫疬@段經歷，雨桐感到“絕望”和“難過”。
從2020年開始，雨桐多次出入精神病院，21年到22年更是待了超過半年之久。其間她曾被心理醫生拒絕治療，“對他來說，我的病情可能太嚴重了。”雨桐說。
身處美國的康馨、澳大利亞的博文也有類似的經歷，他們都曾因為表現出了自殺傾向而被要求“強制入院”。
“有自殺傾向、有殺害他人的傾向、生活無法自理?！本窨茍虡I護士陳燁琪告訴記者，在美國，如果有患者滿足以上三個條件之一，就會被送進精神病院。美國多地精神健康類法律規定，允許對被認為有精神健康危機并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危險的人進行非自愿拘留和檢查。
為此，海外精神病院的病房一般都經過了特殊設計。
博文入院的醫院病房里，看不到一根充電線，電子設備要充電時需交由護士處理。而醫院主要提供肉粒、肉排等柔軟的餐食，“你不嚼，食物直接咽下去都不會噎著?！辈┪挠哪卣f。
而康馨入住的醫院病房里，沒有任何尖銳的物品：水龍頭、廁所的按鈕、床等家具被固釘緊緊地釘著，電話是嵌入墻體的金屬電話，刀叉和水杯都是塑料制品，連鉛筆都是軟的。
病情發作時，精神病人常有傷人或自毀傾向。有的受訪者在發病時用刀將客廳的沙發劃爛，驚慌失措的室友只能選擇報警。一位曾經在精神病院連續住了6周的受訪者告訴記者，“住院后我不再那么焦慮，因為我知道起碼未來幾周，我不在危險的地方了?！?/p>
一名受訪者所住精神病院病房。（受訪者 / 圖）
2024年初，康馨住進紐約西奈山晨邊醫院（Mt. Sinai Morningside）的精神科三四天后，她的狀態逐漸好轉。醫院提供了豐富的活動和課程，包括手工、涂色課程、音樂治療、賓果游戲等，住院期間她的自殺念頭逐漸消失，開始積極接受治療。一星期后，康馨順利出院。
但精神病院的治療方法并不適用所有人。在迥異的醫療體系與醫護背景下，受困于精神疾病的留學生常常感到錯位感。
一位曾在法國留學的受訪者提到，第一次在國外接受治療時，當地醫生并沒有像國內醫生一樣規劃用藥過渡期，而是直接停了她原本使用的藥物，“說上就上，說下就下”，反而加重了自己的病情?！俺鲈褐笪揖陀悬c兒轉躁狂了，還出現了幻聽等癥狀?！?/p>
在德國留學的曉華患有嚴重的焦慮癥與抑郁癥，曾入住勃蘭登堡州府波茨坦的恩斯特·馮·貝格曼綜合醫院（Ernst von Bergmann Clinic）。她自稱是“討好型人格”，習慣性把責任歸咎于自己，努力滿足別人期待。
入院之前，曉華向一位德國咨詢師闡述了“東亞小孩”的心路歷程和精神課題，但卻只感到溝通的無力?！氨热缥艺f自己很難拒絕別人，然后他會說，你直接say no就可以了。老外完全不能理解你為什么不敢說不?！?/p>
住院期間，曉華曾接受過多元化的治療方式，包括冥想、針灸、音樂療法等。在音樂療法中，患者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樂器，并跟隨音樂治療師一起彈奏，通過彈奏樂曲傳達自己的情緒。曉華選過吉他、非洲鼓，但她覺得并沒有用。
“這個音樂我彈出來不好聽，我不享受。而且，我的注意力全在我能不能做好這件事上。這反而加重了我的焦慮感。”在曉華看來，當時自己接受的治療多數時候是“無意義的”。
出院時，曉華跟主治醫生聊起病情。
“醫生說我變好了，而我說這僅僅只是因為你給了我足夠且對癥的藥物，而醫院也給我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睍匀A說，她自己很清楚，只要重新進入社會，她仍然會痛苦，“所以不如就把我放出去，說不定過不了多久我就痛苦習慣了?！?/p>
其實在入院前，很多受訪者都嘗試過掙扎自救。
在實施自殺行為的前一個月，曉華曾撥打了100多個電話主動尋找心理醫生，均遭到拒接。曉華告訴記者，“每拒接一次，我就痛苦一分，我在想這是為什么呢？”
德國心理醫生數量少，醫生收治患者的數量有限，且治療周期長，醫生會與一個病人進行長時間的對接。同在德國的雨桐也有相似的經歷。確診重度抑郁癥的她，為了約到一位心理咨詢師，打了30多個電話，打遍了“村里所有的治療師”。
心理醫生預約難，是多位受訪留學生的共同經歷。
美國紐約大學朗格尼醫療中心精神科執業護士陳燁琪向記者表示，在美國，醫生預約制度與保險種類掛鉤。以預約精神科醫生為例，許多美國家庭都有家庭醫生，通過家庭醫生推介的方式可以預約到綜合醫院的精神科專家，排期大概是3至6個月。留學生群體可以購買學校的醫療保險，但許多留學生會出于價格、校內醫療水平等因素自行購買商業保險，繼而在預約上“碰壁”。
據陳燁琪所言，由于不清楚預約方式的差異，留學生們容易選擇到最麻煩的方式，他們忍耐著抑郁、焦慮的痛苦，進入普通預約的人群，在以月份為時間單位的排號隊伍里苦苦等待。
醫院給患者發放的軟鉛筆。（受訪者 / 圖）
23歲的小段在德國慕尼黑大學攻讀經濟學本科學位。因為羞恥感，患有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她無法向心理咨詢師敞開心扉。咨詢時，她習慣將自己的經歷寫成文字，并在心理咨詢師閱讀時仔細觀察對方的表情。
“如果他的面部表情是正常的，還跟原來一樣，我就默認我被接納了，我沒有被覺得是異類，覺得奇怪或者病態。”
在跟這名心理咨詢師進行第30次治療時，小段終于愿意開口傾訴。
很多受訪中國留學生提到，他們起初對心理咨詢容易感到不適和羞恥。甚至有人把抑郁視作脆弱的表現，害怕旁人由此而來的異樣目光。
長期以來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污名化，阻礙了中國留學生求助的腳步。華南師范大學心理學院研究員袁杰告訴記者，這與國內外心理學科發展水平的差異有關，“國外心理學科發展更早，咨詢體系更完整，在大學生群體中精神問題是一個普遍能被接受的事情?！?/p>
小段說，她的羞恥感不僅來源于別人的異樣目光，還有父母對于精神病患者的有色眼鏡?！拔覌寢屩牢易≡旱臅r候嚇壞了，我花了很大的工夫安撫她。”
多位受訪者都表示不愿與父母溝通病情。
在他們看來，千里之外的父母難以理解他們的精神困境，甚至其成長過程中的很多精神危機恰恰是由父母造成的。
自稱是“東亞家庭成長起來的小孩”，曉華更是選擇完全對自己“典型的中國父母”隱瞞病情和休學狀態。她只告訴父母自己是回國休假，事實上，她每周都去見心理咨詢師，頻繁去精神科醫生處拿藥。
兩年前，父母就曾發現過她的割腕傷疤。她的媽媽將她的傷疤拍照發進家庭群中，爸爸則沖進她的房間質問：“你有什么事情過不去？女孩子家家這樣以后怎么辦？”除了質問指責和冷暴力，曉華并沒有從父母那兒得到任何幫助。在她的敷衍偽裝下，此事便不了了之。
許多中國家長缺乏對精神問題的認知。他們往往回避或者不承認孩子存在精神健康問題。
美國紐約州北部一所精神病院的住院部臨床心理咨詢師Chris和記者分享了一個中國留學生患者的案例，對方家長始終不相信孩子罹患人格障礙和輕度精神分裂，認為孩子只是性格問題、狀態不對。
在父母的影響下，孩子拒絕接受治療，最終因為精神風險被學校遣返回國?！捌鋵嵥臓顟B并沒有非常嚴重，如果能及時接受治療，完全可以變得穩定?！盋hris惋惜道。
患者接受團體咨詢時拿到的材料。（受訪者 / 圖）
在訪問中，我們一直在追問，究竟是什么喚醒了這些年輕人體內的“魔鬼”？
16歲就前往德國讀高中的雨桐反思，她曾面臨個人身份定位的危機。早早來到德國讓她性格“德化”，但被當作外國人又使她難以獲得歸屬感。
“未成年出國留學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trauma（創傷）。”雨桐認為，多數人都能走出這種創傷，但是“這種創傷給大腦帶來的影響是很難改變且不容忽視的”。
同樣地，“創傷”一詞也貫穿在另一位年僅17歲受訪者的經歷中。
Lily小學沒有讀完時，就隨媽媽前往荷蘭。在中學階段前的語言學校里，因為語言障礙和內向性格，Lily遭遇了種族歧視。她回憶道，當時的同學用荷蘭語當眾指著她大喊“她是中國人”，其間還夾雜著許多聽不懂的議論。此外，她還被班里的男生帶頭排擠。
與此同時，同樣并不擅長荷蘭語的媽媽也難以和老師溝通，只是一味勸她“不必在意”。巨大的壓力下，Lily在學校里變得“特別不合群，特別怕見人”，甚至一度不敢出門。
后來，在中學的學業壓力下，Lily出現了自殘行為，情緒狀態時好時壞；15歲時，她又患上了神經性厭食癥，開始被轉診到心理機構和醫院，一度靠營養液維持。
治療過程中，Lily提到她被醫護人員反復告誡：“不管你有多焦慮，你就去吃東西啊，吃不就好了嗎？”在醫院，她如果吃不下飯，也喝不進營養液，就會被插鼻飼管，“直接給你懟進去”。
對于成年后出國的中國留學生來說，他們同樣有別的困境。
“不幸?！笨弟斑@么向記者總結她在哥倫比亞大學讀研的生涯。無論是課程設置還是教師對教學的投入程度，都令康馨不滿，“我覺得我花了這么多錢，上這些破課。研究生就是他們的cash cow（搖錢樹）。”
這所常春藤名校研究生一年的花費，抵得上她本科四年在中外合辦大學的總和?？弟翱偸菍Ω甙旱牧魧W開銷心懷愧疚。盡管父母也全力提供物質支持，但從有意無意的話語中，康馨還是察覺出父母將送她留學視為投資的心態，這種期待成了壓在康馨心口的重石。
將投資成本賺回來的緊迫感、一年的學制，讓康馨一來到美國，立刻投身就業大軍。那時，她甚至還沒摸清楚房子周圍的環境。
留美工作對于中國留學生來說絕非易事，為了找一份工作投出上百份簡歷并不少見?？弟斑€面臨著更大的問題，她告訴記者，相比于計算機、數據分析這些中國留學生常見的工作領域，美國就業市場并沒有那么多機會，可供一個讀社會科學的留學生選擇。
11月，紐約的漫長冬季已經開啟。經過幾個月的無盡焦慮和等待，康馨投遞的四五十份簡歷終于換來了一個面試機會。面試邀請來自康馨非常向往的一家公司。精心了解公司信息，向已經入職的師兄師姐請教，康馨為面試付出了大量心血。面試進行得很順暢。在滿心期待中，她等到的卻是冰冷的拒信。
紐約冬日里，黑夜和冰霜總是早早降臨。每日為學習、找工作忙碌的康馨感到前所未有的寒冷和疲憊。生長在南方的康馨從未感受過“這么冷，這么討厭的冬天”。在這個結著冰的冬天里，抑郁的情緒終于爆發。
在醫院，營養液通過鼻飼管打進患者體內。（受訪者 / 圖）
多名海外精神病醫護人員介紹，入院后，患者需根據病情接受“階梯式”診治。
以美國為例，據陳燁琪介紹，因為綜合醫院的精神科床位有限，一般病人最多待一兩個星期。如果病情不見好轉，就要轉移到精神病療養中心來，后者一般可以待一個月到數月不等。如果治療時間繼續延長，就可能轉移州立醫院里。
她表示，美國精神病院分為多種類型。州立精神病醫院（State psychiatric hospital）一般只接受最嚴重的病人，“有患者可能住上十幾年”，但是這種案例非常少見。而精神病?？漆t院（Private Psychiatric hospital），有自己的入院標準與體系，不是很容易進。較為常見的是綜合醫院的精神科病房（Psychiatric inpatient unit within general hospital），一般接收從急診室或者其他科室轉來的病人。
而能否出院的主動權，一定程度上掌握在患者手中。
“只有承認了這是個病，他們才能從中走出來。但遺憾的是，很多學生和家長并不承認這是疾病?！标悷铉鹘忉?，抑郁癥、焦慮癥等心理疾病的診斷并沒有像常規疾病那樣明確的量化指標。而且，部分抗抑郁藥物有潛在的副作用，患者服用時心有擔憂。再者，在中國傳統觀念里，服用精神類藥物似乎帶有恥感。
“但是，再壞也不會比得抑郁癥壞了，如果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間，再后悔已經晚了。”陳燁琪建議，如果確診了精神疾病，還是應當遵從專業醫生的建議，及時按期服用相關藥物。
有多年心理咨詢經驗的袁杰告訴記者：“所有的心理咨詢都有一個前提，即來訪者自身具有一種力量，相信自己是能好轉的，這是治愈工作的前提?！?/p>
長期的心理咨詢和藥物治療并沒有緩解雨桐的重度抑郁，但她并不想放棄，如今，雨桐正在德國積極準備本專業的國考，期望順利畢業并獲取從業資格。一個月前剛出院的她說，“每次出院之后就想著重新開始一下生活，再試一次?！?/p>
出院后的康馨發現“原來什么都不做，天也不會塌下來”。今年五月康馨哥大研究生畢業，目前仍然在美國為找工作忙碌，但她不再像過去那樣對找不到工作充滿恐懼。
“十年之后的你和現在的你完全不是一樣的人，所以就不要以現在的狀態去設想，活在當下?！北M管還在吃藥，但康馨相信，她正在逐漸掌握應對病情的辦法。她相信，下一個紐約的冬天，將不再那么寒冷。
精神病院休息室里，一名受訪者在曬太陽。（受訪者 / 圖）
（應采訪者要求，Lily、博文、康馨、曉華、小段、雨桐、Chris為化名；另感謝受訪者Haku、陳憨憨、小金魚、喵嗚、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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