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在一處建筑工地門口尋找工作 圖/視覺中國
土方車淌著水滴駛出工地大門,從工場的超齡清洗區后方暫時沒有車在排隊,地退劉修田放下高壓水管,農民坐到一邊的從工場的超齡椅子上,邊走邊從煙盒里掏出一根煙,地退抓緊時間吸了兩口。農民
劉修田的從工場的超齡工作是沖洗土方車,以免它們將工地的地退灰塵帶入城市主干道。他所在的農民杭州市Z工地將要建成一座大型商用寫字樓,這幾天正在挖地基,從工場的超齡土方車進出頻繁,地退一天出入約上百次。農民沖車的從工場的超齡時候,劉修田偶爾叼一根煙,地退但煙頭容易被水沫打濕,農民抽得不痛快。
跟以前在工地上的活比起來,劉修田覺得沖車“像小孩玩水一樣”。他看著蒼老,頭發稀疏,滿臉白色的胡茬,身體卻還很硬朗。但2021年滿60歲后,當時的工地將他辭退了。在高強度、高風險的建筑行業,多地明確規定,“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50周歲以上女性進入施工現場從事施工作業。”
被這道禁令擋在工地外的人,大多生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第一代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尚未興起時,一頭扎進工地,為中國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圖景添磚加瓦,創造了世界最大規模工地的發展奇跡。現在,到了他們離開的時候。劉修田是幸運的,他在工地上找到了輔助性的崗位,更多的人離開了工地,只能回家干零活或種地養老。
他們像是一架高速運轉的建造機器上的螺絲釘,勤懇本分地承受了幾十年的重壓,一朝超過了檢修年限,被從機器上取下。很少有人關注他們去向何處。
這些被取下的螺絲釘,仍然卡在城市和現代文明發展的縫隙,無聲地提醒著這樣的事實:有一群人曾建造了城市,卻很少被人關注,在過去行業還不規范的年代,他們沒有充分享受到工人的福利,在行業規范之后,他們卻因“超齡”而退場。
可是,他們不甘心成為閑置的廢鐵,別人看到的是他們身上的銹跡,而他們仍把自己當堅韌的鋼,只有這樣,才能繼續撐起家庭的負擔。
▲Z工地剛剛開始動工,正在打地基,工地對面是一排電梯外掛洋房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聶陽欣
劉修田的老家在河南信陽,從小生活在集體的環境中。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生產大隊干一天活掙四工分,只能領兩毛八分錢。因為窮,二十多歲了還娶不上媳婦。1984年,村里實行分田到戶后,他跟著老鄉外出打工,七年后成家,十年后兒子出生。
為了養家,他一年到頭幾乎都在外面做工,輾轉于鄭州、合肥、武漢和杭州的工地上。長期出苦力的身體不能歇,一歇下來,再上工的時候渾身疼。三十多年來,只有2004年到2007年三年間,他待在老家沒出來。那時候妻子因肺癌去世,兒子才十幾歲,父親生病下不來床,他得回家接過照顧老小的責任。直到老人去世、兒子長大了,他才又返回工地。
當時務農的收入太低了,2007年,他種了12畝田,只得了萬把塊錢。村子里一半以上的人都出去了,不到65歲,很少有人會真正回歸故鄉。
劉修田多年打工的積蓄大部分用在兒子身上。他給兒子在鎮上買了房,存了彩禮錢。2020年兒子結婚,小兩口在杭州打工,一個月收入共一萬多元,夠他們小家庭用了。劉修田的負擔卸了大半,但他還不能休息。劉修田每個月的花銷在一千元左右,養老金只有一百多元。退休前,他只繳納了三年新農保養老金,領到的金額幾乎是最低一檔。“我身體還很好,想掙出養自己的錢,不拖累兒子。”
滿60歲后工作并不好找。劉修田不識字,一輩子都在工地上干,沒有其他技能。2022年開春后,他每天去杭州杭海路勞務市場等,找工的常常有幾百人,招工的只碰上十幾回,無論是保安、保潔、工廠還是其他臨時工,劉修田都被拒絕了,“那邊年輕的、三四十歲的人也多,有的被要走了,有的嫌工資低。我不嫌棄(工資低),但人家不要。”
幾天前,他才被信陽老鄉介紹了這份沖車的臨時工作,每天工作10小時,上午9點上班,下午4點到7點休息,晚上10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