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孟頫《前赤壁賦》卷首蘇軾畫像。科舉
說到科舉史上難度最大的最難考試，人們往往會想到隋代的科舉秀才科。在明清兩代，史上試人們用“秀才”一詞，最難指稱經過考試進入府州縣學的科舉生員，也即科舉考試最低等級的史上試合格者。但在隋代，最難“秀才”卻是科舉科舉的最高科目。據史籍記載，史上試在整個隋代的最難三十年間，考中秀才者只有十多人。科舉有一個重要原因，史上試便是最難考試難度極大，令人望而生畏。試看杜正玄的應試經歷：
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仆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馀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圣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并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色令還。（《北史》卷二六）
細讀此段文字，令人啼笑皆非。是年，海內僅有杜正玄一人應“秀才”科，而且“試策高第”，可見他才學過人，朝廷自應重視才對。可是主管部門將杜正玄的對策呈交主持朝政的尚書左仆射楊素，后者竟勃然大怒，一眼未看，就將其策擲地，還要追究刺史“妄舉”舉子的過失，降低刺史的考核等第。“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之語最為可笑，連周公、孔子都不能考中，設置這樣的科目意義何在？更荒謬的是，等到“選期將盡”，應其他科目的舉子都已銓注結束，杜正玄卻還在苦苦等待。主管部門再次向楊素報告，楊素為了刁難杜正玄，竟親手出題，讓后者在不足一天的時間內，寫出五篇模擬古人名作的文章。于此可見，隋代的科舉根本沒有嚴格的制度規定，主事權臣妒賢嫉能，出題則隨心所欲，一意刁難，難怪科舉未為隋朝網羅到什么人才，以至于兩代即亡。
隋祚短促，唐承隋制，包括科舉在內的各項制度，多為唐朝沿襲，秀才科也是如此。早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便詔令將秀才與明經、俊士、進士諸科，同列為每年舉行的常科。其中秀才科對舉子的要求是“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逸者”，明顯難于明經與進士等科。太宗貞觀年間，更規定凡被推薦應秀才科而未得中者，處分其所在州之刺史，于是秀才科遂致無人敢應，漸趨廢絕。據《登科記考》記載，唐太宗貞觀朝的二十三年中，得中秀才科者僅有二十一人，平均每年不足一人。及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朝廷詔罷秀才科，以后不復設置。所以隋、唐兩代的秀才科，只是曇花一現的歷史現象。倒是楊素所出的難度極大的試題，成為科舉史上的著名事例。
蘇軾《寒食帖》，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館。（資料圖/圖）
那么，到了科舉制度高度成熟的宋代，還有沒有此類難度極高的考試呢？有的，那就是北宋的制科。制科也稱制舉，是相對于進士科等常科而言的，《宋史·選舉志二》：“制舉無常科，所以待天下之才杰，天子每親策之。”制科的地位與難度均高于常科，故稱“大科”。據《邵氏聞見錄》記載，富弼“初游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后來富弼果然得中“茂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