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關社區的為城村規民約——城關社區居民公約，包括新增（減）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辦法（試行）。中村障女（南方周末記者 李桂/圖）

林芳（化名）想好了，女訂村等二女兒結婚的兒們時候，她也要去“找個說法”。個自規民

念頭一旦在心里種下，發修就再也揮之不去。約保益的樣本那是性權在大女兒結婚的2014年，林芳50歲，為城兩個女兒24歲、中村障女19歲。女訂村

林芳家在云南省玉溪市華寧縣城關社區，兒們一個典型的個自規民城中村。在這里，發修只生了兩個女兒的約保益的樣本家庭被稱為“雙女戶”。女兒們一旦結婚，就要遷出戶口，失去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這意味著失去每年的分紅，也失去縣城最優質的公立學校學位。

不少家庭曾試圖為結婚的女兒們爭取權益。有人不斷向上投訴，問題往往被推回社區，“以當地村規民約為準”；有人訴諸法院，但案件大都止步于庭前調解；也有弟弟為了替姐姐出頭，闖入了縣人代會的會場。

林芳的二女兒2020年結婚，但她順利延續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

這不是林芳“找個說法”的結果——前一年，城關社區修改了實行二十多年的村規民約。按照新規，女兒結婚后是否遷出戶口是個人自由；倘不遷出，可以保留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類似修訂還包括，“上門女婿”也可以通過遷入戶口的方式獲得資格。

在更常見的表述里，這些女性被稱為“外嫁女”。這個通常用于為她們的遭遇鳴不平的詞匯，本身就帶有偏見：只是擁有了一段婚姻關系，女兒怎么就被推出原生家庭，成了外人？

北京律師林麗霞，從2004年開始關注農村婦女土地權益和集體收益分配的問題。在她的印象里，城關是目前唯一由內而外自發修訂村規民約，以保護已婚女性集體經濟權益的社區。

除了集體經濟權益，性別問題還存在于大量鄉村生活細節中。比如結婚的女兒、離婚的婦女在宅基地、土地確權等問題上受到不公平對待，在祭祀等傳統儀式中被歧視。修訂后的村規民約，給予她們應有的保障。

“始于村規民約，終于村規民約”的修訂，結束了漫長的紛爭。長久以來，因為婚姻導致的女性權益糾紛幾乎發生在每一處村落，而這個屬于城關的故事，提供了為數不多、可能也難以復制的良性互動樣本。

“如果生男生女都一樣”

“比如說，我們家有四口人，女兒結婚了，我們還是征收了四口人的土地，但只能分三個人的征地款。”

北方的4月還帶著寒氣，地處云南中部的華寧縣已似初夏。小縣城里，最常見的是不過五六層的老房子，這幾年，才陸續有了帶電梯的高層住宅。坐落在縣城中心的城關是一個老社區，最顯眼的就是居民自建房。

三四層樓高的房子，外立面精細地貼上了瓷磚，房前屋后都是水泥路。一些傳統的“種植天賦”，在現代建筑里得到延續：屋頂平臺種上了青菜；門前花盆里，除了各色的草花、三角梅和月季，還有小蔥和蒜苗。

城關是華寧縣“經濟排頭、發展最好”的社區。1990年代，得益于獨特的地理位置，社區興建了磚廠和商鋪，由此產生了最早的集體經濟收益。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分紅是按小組來劃分的，一名社區干部記得，最多的時候，有的小組每年每人能有1.5萬元。

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獲得并不復雜：只要父母的戶籍均在社區，自出生那天起，孩子就可自動獲得。

不同的是，女兒們的資格是有限期的：“本組女子出嫁，戶口隨丈夫遷走，否則：最長3個月內不來遷戶者，本組有權從出嫁的當年起停止出嫁女的分配。”

社區的財務張秀瓊五十多歲了，在城關工作了近三十年。和大多數人一樣，她也記不清這條規定是什么時候、怎么被納入村規民約的。人們想起來，只能模糊地說上一句：“一直都是這樣的”“已經很多年了”。

而所謂“出嫁”的依據，并不是結婚登記，而是以辦了酒席為標志。之后，無論是否主動將戶口遷走，其集體經濟資格都會被停止。

在張秀瓊的印象里，起初，每年的分紅只有幾百塊。居民對結婚的女兒們不參與分紅有意見，但也“只是有意見”，沒有更多糾紛。也有人來社區反映過，但社區沒有解決方案，“就是說執行村規民約”。

矛盾激化大約是在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