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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摒棄‘以規模和速度論英雄’的頭雁傳統思維。”中國建設銀行新任董事長張金良在2024年4月2日于北京舉辦的金融該行2023年業績發布會的這句話在金融圈和媒體圈連續刷屏數日。在逆周期的馬拉當下，這句話意味深長。松中視與建行同日舉行2023年業績發布會的行何行業中國銀行的資產規模與速度更令市場關注。

作為中國金融業歷史最悠久的做好商業銀行，中國銀行曾以最具“國際范”而獨樹一幟，國際丨透其總資產亦曾僅次于“宇宙行”工商銀行。年報但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查閱并對比研究11年來四大行年報發現，頭雁較之建行和農行，金融中行發展速度相對放緩。馬拉自2013年至今，松中視中行總資產、行何行業營收和凈利潤水平均居四大行末位，做好且與建行和農行相關指標的國際丨透差距呈逐年擴大之勢。

正如張金良所言“金融是一場馬拉松”，在這場長跑中，中行為何發展失速？是某段時間的經營策略失誤抑或某種系統性原因？曾經占據半壁江山的海外業務為何如今僅占1/5左右？它在其間起了什么作用？

為探究上述原因，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進一步查閱中行與另三家大行自2004年至2023年共計20年財報，并就各項主要指標進行對比研究發現，中行較高占比的海外業務可能在優勢與劣勢之間互換、2009年國內超高信貸增速的曇花一現、網點相比三大行的超量減少等因素可能是中行規模和利潤跌落的因素。

盡管與建行和農行相關指標差距呈逐年擴大之勢，但自2021年至今多數商業銀行營收持續下滑而凈利潤主要依靠減少撥備計提的大背景下，中行營收和凈利潤表現持續好于其它國有大行。

中行是否以有必要追求規模和速度追趕三大行作為第一要務？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認為，在全球金融監管趨嚴非常明顯的情況下，中行應珍惜海外牌照，緊隨中國企業出海策略；繼續提升國內業務份額，但應更看重業務質量。

中行海外業務未被反超

置于更廣的同行之中，被高度關注的中國銀行2023年業績單究竟如何呢？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統計發現，截至4月6日，在A股42家上市銀行中，披露2023年年報的銀行共計21家，包括6大國有銀行、7家股份制銀行和8家中小銀行（含城商行和農商行），約占全部上市銀行總資產、營收和凈利潤的86%、87%和87%。

截至2023年末，這21家銀行總資產和凈利潤平均同比增長11.66%和1.94%，但營收同比負增長4%。其中，中行是唯一總資產、營收和凈利潤三項指標增速均跑贏均值的國有大行。對于2024年的經營策略，中行行長劉金特意提及，將積極打造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化金融機構。

事實上，因1994年之前作為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中行被視作中國銀行業最具“國際范”的商業銀行，包括港澳臺地區在內的海外業務曾占據中行半壁江山。但2023年財報顯示，中行海外業務資產和營收僅占約1/5。

在海外業務自身占比降低的過程中，海外業務各項指標長期位居行業排頭兵的中行被工行反超了嗎？一個標志性事件發生在2015年。當年，工行完成收購非洲最大的商業銀行南非標準銀行20%股權，成為后者單一第一大股東。工行國際化業務提速。自2019年起，工行提出打造“境內外匯業務首選銀行”戰略。

次年有媒體報道稱，2019年工行的海外網點數量和國際化程度已趕超中行。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深入調研發現，2019年末，工行在全球48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428家機構。同期，中行則覆蓋了61個國家和地區并擁有海外557家機構，其中僅在中國香港地區便擁有427家機構。

5年之后，工行和中行海外業務孰高孰低？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對比兩家銀行2023年度報告相關數據發現，中行海外（含港澳臺地區）業務總資產、存款余額、貸款余額、稅前利潤和機構數量均超過工行，而不良率卻比工行低65個基點（或30%）。

在外幣業務方面，中行在外幣存貸款和外幣債券投資方面仍然領先。截至2023年末，中行在個人跨境業務收入、個人結售匯業務量和外幣個人存款規模方面保持境內同業第一。而工行作為銀行間外幣拆借市場報價行，持續保持境內外幣拆借市場領先地位。

在跨境人民幣業務領域，中行更擔當人民幣跨境流通主渠道。截至2023年末，中行全年辦理跨境人民幣結算 57.35 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 80%，市場份額居同業首位；在全球33家人民幣清算行中，中行獨占15席，繼續保持同業第一。

但憑借國內銀行業中最為豐富的工商企業客戶資源優勢，工行國際業務整體實力直追中行，穩居第二。2023年，工行跨境人民幣業務結算量達9.24萬億元，已相當于中行同期該業務量的72%。

基于中行在海外業務、外幣業務和跨境人民幣業務方面的綜合優勢，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認為，國際業務和外幣業務等相關業務方面，中行仍然是中國銀行業走向國際化的“頭雁”

資產規模速度不及均值

國際化業務優勢明顯的中行，曾經是國有獨資銀行股改和上市的領跑者，亦曾經是股改后四大行中的“老二”。它與另外三大行的發展軌跡有何不同？

歷史的演變可能會揭示發展痕跡。誕生于1912年的中行是我國唯一持續經營超過百年的銀行。直至1994年，與另外三家大行一起進行商業化改革，中行獲批從專業銀行轉制為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中行自此逐步從國家外匯外貿專業銀行轉變成為企業和居民提供全面金融服務的國有商業銀行。10年之后的2003年，中行和建行被選作股份制改革試點銀行，并于2004年整體改制為股份制商業銀行，隨后于2006年成為首家A+H上市銀行。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查證，按總資產計，中行在股改之初的2004年曾是僅次于工行的中國第二大商業銀行。當年中行存貸款規模雖居四大行之末，但與第三名的差距僅在5%以內。

四大行此后的發展速度有差異嗎？2005年至2009年，四大行相繼完成股份制改造，不僅資產質量煥然一新，更逢中國入世后全球化浪潮帶來的經濟紅利和制度紅利。伴隨中國經濟崛起而快速成長，四大行資產規模年均擴張速度接近20%。但中行在此期間規模擴張速度在四大行中最低，年均僅約15%。2009年后，中行雖曾努力嘗試過追趕，但結局并不理想。如下圖所示，中行的長期資產規模增速仍不及四大行平均水平。

存貸款規模方面，中行在此期間的表現與另外三家大行截然不同。其中，中行與其他三家大行的存款規模差距在加大。僅僅5年時間，至2009年末，中行存款余額較排名第三的農行差距已拉大至10%以上。14年之后的2023年末，中行存款余額比排第三的建行少了4.6萬億元，與第三名的差距進一步拉大20%以上。

中行本在股改和上市進度上搶得先機，為何在此后速度輸于同行？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調研發現，其原因之一為中行自身較為薄弱的國內業務。作為典型的順周期行業，銀行業景氣度與宏觀經濟緊密相關。因此，雖然海外業務看上去很“洋氣”，但國內市場才是四大行的真正主戰場。

從1978年到2013年的35年間，改革開放制度紅利充分釋放，中國經濟保持高速發展。僅1993-2013年的20年間，中國年均GDP增速超過15%；2013年后10年，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GDP仍保持年均增速7.8%的中高速增長。

與同期世界經濟相比，1993-2013年間，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速5.6%；但2013-2022年間，這一增速則下降至2.9%。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認為，中國經濟增速在過去四十多年持續領先世界經濟平均增速，這對依靠資產規模擴張和息差作為收入和利潤主要來源的中資銀行而言，國內業務占比越高的銀行顯然越受益。具體就中行而言，其業務之所以跑輸其他三家大行，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各種因素交織影響的結果。

內因之一：內地業務先天弱

處于同樣的經濟環境中，究竟哪些因素是導致中行落后于三大行的主要原因？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認為，雖然2004年時四大行整體實力較為接近，但從中國內地業務來看，中行自股改開始便處于較為弱勢地位。2005年末，中行在中國內地的總資產、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分別為排名第三建行的85%、71%和60%；中行內地營業網點數量僅有建行約80%。

到2023年末，中行內地業務在上述三項指標方面與其他三家大行的絕對差距不斷擴大，但相對差距有升有降。其中，中行內地業務總資產僅相當于建行的72%，下降多達13個百分點；但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相對排名第三銀行的比例分別較2005年提升了約2個百分點和18個百分點。

上圖數據表明，雖然中行內地業務對該行營收貢獻和利潤貢獻持續放大，內地業務資產收益率明顯提升，但并沒有助力中行在資產規模上迎頭趕上，反而落后差距持續拉大。

內因之二：信貸超速擴張難持續

面對不斷被拉大的差距，時任中行管理層并非無動于衷，而追趕的機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從天而降”。當年11月，中國推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通過大規模增加投資提振經濟。創紀錄的投資計劃需要創紀錄的信貸支持，這可能正是中行時任管理層一直等待的擴表機會。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從多位親歷者處證實，當時的四大行中，中行是4萬億計劃堅定的執行者。而中行的財務報表也證明了這一論斷。

中行2004-2008年的貸款規模增速保持年均10%左右，在四大行中僅次于建行；但2009年該行貸款余額同比增速超過50%，為四大行近20年貸款余額年度增幅唯一一次超過50%。

2009年末，中行貸款余額超越建行農行升至四大行次席。2010-2017年，中行貸款余額始終力壓農行保持四大行第三，但與農行的優勢卻逐年縮小。2018年，農行貸款余額對中行實現反超，此后迅速拉開差距。截至2023年末，農行貸款余額已領先中行超過2.5萬億元，相當于當年中行信貸余額的近14%。

中行2009年貸款規模超速擴張的結果之一，是中行總資產規模在2010-2011年間超越農行升至四大行第三。但也是從2010年起，中行營業收入和凈利潤增速大幅滑坡，連續三年低于四大行均值。

一時的超常規擴張沖動難以持久。2012年后，中行各項主要經營指標再也沒有大幅波動，無論是資產規模、存貸款規模還是營業收入、凈利潤，同比變動率均呈現跟隨行業均值窄幅波動。但從規模上看，近11年來，中行與其他三家大行的差距顯著拉大。截至2023年末，中行的總資產、存款余額、貸款余額分別較排名第三的大行相差15%（對比建行）、17%（對比建行）和10%（對比農行）。

內因之三：海外業務拖累凈息差

信貸擴張本應提振營收和利潤表現，中行為何表現反常？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進一步調研發現，自2008年起，中行凈息差水平劇降。在2008-2021年間，中行凈息差明顯低于四大行平均水平，差距最大時甚至高達45個基點。

中行凈息差為何偏低？從2008-2023年間中國人民銀行貸款基準利率調整與中行凈息差表現對比可以看出，在2008-2009年的降息周期中，中行的凈息差降幅明顯超過同業，而2010年轉為加息后，中行的凈息差升幅卻不及同業。這顯示中行的凈息差水平不僅弱于同業且缺乏彈性。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進一步研究發現，中行占比較高的海外資產是該行凈息差表現長期低于同業的主要原因。港元資產為中行主要海外資產，自2008-2022年間，香港銀行業凈息差水平明顯低于內地。以香港本土三家主要上市銀行及發鈔行匯豐控股、恒生銀行和中銀香港為例。2011年以來，其凈息差均值和ROA（總資產收益率）均值長期低于四大行平均水平，而中行凈息差和ROA（總資產收益率）水平恰居于兩者之間。

內因之四：網點最少

除了資產分布格局外，銀行的網點數量及分布也與客戶基礎、存貸款規模乃至經營業績密切相關。

中行獨有的資產分布結構決定了其網點的分布與眾不同。2023年末，中行旗下（包括中銀香港）位于內地的網點數量在四大行中最少，且較2005年減少了67個。而建行同期內地網點數量則增加704個。目前，中行在內地的網點數量僅及排名第三建行的約3/4。

從網點分布看，中行位于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網點占比為37%，在經濟百強市的網點占比達到65%。這兩項指標與建行差別不大。但在建行比中行多出來的3300多個網點中，逾六成集中在上述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

南方周末新金融中心研究員還注意到，2005年，中行單個網點資產規模曾排四大行之首，但創造的利潤卻最低；而截至2023年末的18年間，中行單個網點資產增速為四大行中最慢，但利潤增速卻最快。目前，中行單個網點總資產、營收和利潤水平均高于農行位居四大行第三。

海外業務拖累是落后主因

2009年信貸擴張狂飆突進之后，其遺留的資產質量問題是否也是中行落后的原因之一？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對四大行2009年以來的不良貸款及核銷貸款情況進行了縱橫對比。結果顯示，中行資產質量主要指標多年來一直優于四大行平均水平，如該行不良貸款率已連續14個季度居四大行最低。從年末不良貸款余額與當年“核銷或轉出資產”之和看，中行已連續9年在絕對規模上少于其他三家大行，且自2009年至2018年10年間，年均增速13.34%，在四大行中排名第三。

對于高度依賴凈息差的中資銀行來說，中行依靠犧牲凈息差換取規模上的趕超，從最后的結果上看得不償失。但同時也應看到，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期間，超額信貸投放導致銀行業不良規模擴大是行業普遍現象，并非中行經營業績長期低于四大行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研究，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認為，同為超大體量的國有大行，中行自2008年以來，從與其他三家大行“不相上下”到逐漸拉開差距，從自身看主要是受其較大占比的海外業務影響。中行海外資產占比較高，而內地業務因網點劣勢又與其他三家大行存在較大的實力差距，這種結構性矛盾既影響規模擴張也利空凈息差表現，是造成中行整體規模增速落后于其他三家大行的最主要內因。

三大外因制約中行

除上述內因之外，因海外業務占比較高，較之另外三家大行，中行發展受世界經濟周期性影響更加顯著。

中行海外資產占比長期穩定在20%以上。股改前，業內一度稱中行“半壁江山”在海外：海外資產占比近30%、稅前利潤占比在2002年高達82.7%。尤其在2005-2007年，中行在香港澳門地區的盈利能力仍然超過內地，資產收益率（稅前利潤/港澳地區資產）均值達2.24%，明顯高于內地業務的1.03%。

但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內地與香港的銀行業經營環境發生逆轉。當年中行在港澳地區資產收益率僅有0.48%，而內地業務資產收益率則升至1.42%。究其原因，主要是港澳為代表的海外市場受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持續影響，信貸有效需求不足。加之歐美國家貨幣寬松政策導致美元等貨幣利率大幅下降，進一步壓縮了中行海外業務的盈利能力。

另一大外部影響因素是貨幣政策。其中，上文已分析利率政策的變化對中行的影響，主要結論是中行的貸款利率始終低于其他三家大行，且在匯率波動中較為缺乏彈性。而高達數萬億元人民幣的海外資產在計入報表時，匯率因素的影響不可忽略。自2005年至2023年末，總體來看，港幣對人民幣貶值約12%。如按人民幣當期匯率換算計入報表，中行海外資產存在匯率折算方面被低估的可能。

此外，銀行業監管政策也對中行構成較為明顯的外部影響。例如存貸比指標。2008年前，中行存款端利率水平與其他大行原本在同一水平線上。但中行因自身網點數量在四大行中最少，攬儲能力相應也弱。在2011年銀行業發生“存款荒”期間，中行貸存比水平曾一度高達76.7%，而當時監管對商業銀行存貸比仍然執行不得超過75%的強制要求。這一監管要求直到2015年商業銀行法修訂時才被取消。因此，在2011-2015年期間，中行網點劣勢和貸存比監管指標，對該行信貸增長和資產擴張構成了較為明顯的約束。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據此認為，基于中行自身的資本結構和資源稟賦，在國內外經濟環境、宏觀政策和行業監管等多種外部因素的長期交織影響下，過去20年其整體規模和發展速度跑輸其他三家大行，是時代特征和中國銀行行業特定發展階段大背景下的必然結果。

追趕為何還要靠海外業務？

2008年以來，曾引以為傲的高占比海外業務令中行失去了第二大銀行的稱號。中行是否要摒棄原本的海外業務優勢？

中行管理層在2023年年報業績發布會上回應此關切時仍多次強調海外業務于中行的重要性。中行風險總監劉堅東更稱，全球化是中國銀行這家百年老店“最鮮明的特征和最重要的基因”，并表示中國銀行始終重視全球化發展，將在守好風險合規底線的基礎上持續鞏固擴大海外業務優勢。

在過去十多年“拖累”中行發展速度的海外業務，中行未來還要持續做大做強。這是為何？

問題的關鍵還在于凈息差。2022年以來，美聯儲大幅加息帶動港元等相關貨幣利率走高，中行海外業務環境得到極大改善，海外業務凈息差已可以反哺內地業務。其中，自2022年以來，中行凈息差雖然處于下行趨勢，但降幅明顯少于其他三家大行。至2023年末，中行凈息差水平已與工行、農行基本相當。

但是，2024年銀行業息差仍然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已成行業共識。資產端和負債端均指向息差進一步下行的同時，中行還面臨特有的第三重隱患。正如中行副行長張毅在發布會上所述，2024年如果美聯儲加息周期接近尾聲并進入降息通道，中行2023年的優勢2024年可能成為一個劣勢，將進一步加劇中行2024年的利潤壓力。

面對行業普遍的“息差困境”，中行除了在資產端和負債端進行針對性改善措施外，海外業務的針對性策略顯得更為重要。張毅透露，2024年中行海外業務資產端將繼續做大高息資產規模，把貸款投資相應的久期和規模做上去；負債端則要加強主動負債的管理，對負債的久期適當進行縮短，提前做好應對降息周期的準備。

南方周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認為，2022-2023年，中行海外業務受益于美元加息帶來的資產升值利好，過去長期被低估的整體資產增速也得到一定改善。從目前美國經濟和美聯儲表態來看，年內美聯儲降息的預期已明顯弱于年初。未來一段時期，如美聯儲仍然保持較高的利率水平，或將對中行海外資產持續構成利好。2024年，中行如能抓住有利時機積極有所作為，不僅凈息差水平有望在四大行中率先企穩，更有機會在資產規模、營收利潤等指標上改善甚至縮小與其他三家大行的差距。

基于此，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建議，在全球金融監管趨嚴非常明顯的情況下，中行應更珍惜海外牌照，緊隨中國企業出海策略，延長服務鏈條；借力數字化風口，彌補網點劣勢，繼續提升國內業務份額，但應更看重業務質量。

對中國銀行及其海外業務2024年經營質效表現，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將持續跟蹤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