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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淑怡/圖）

在全球科技“脫鉤”浪潮愈演愈烈、城科創新國內高質量發展倒逼產業升級的技創趨勢下，自主創新能力的新榜必要性與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可以說，破解率先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科技困境并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模式城市，基本鎖定了未來競爭的城科創新勝局。

但是技創，創新并不容易。新榜從科研經費與人力資源的破解投入，到實驗室內千萬次嘗試后的科技困境技術突破；從大市場中批量商品化的產業應用，到一家高新技術企業的模式誕生與成長，其鏈條之長、城科創新環節之多、技創涉及主體之復雜，新榜都決定著這個賽道的難與險。

機遇與挑戰并存。技術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數據一樣，是企業生產運行中不可或缺的五大生產要素之一。一座城市科技水平的強弱、成果轉化效率的高低，影響企業在此能夠鏈接多少科技資源、實現多高質量的科研產出，最終影響企業轉型升級與高質量發展的實現程度。可以說，高水平的科技創新能力，是一座城市對于市場主體的最大誠意，是“宜商值”的高層次體現。

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宜商之城課題組推出宜商之城榜2023系列第三期——《57城科技創新榜》，從科技創新的全鏈條入手，觀察城市的科創投入、產出以及中間鏈條的轉化暢通度。

資源投入是科研的起點。研究團隊用科研經費投入強度與高校ESI學科數（具體為該城市所有高校在2024ESI排名中前1%、1‰的學科數量之和），衡量城市的科研資源投入情況。

資源的投入直接影響技術研發的成果。把“錢”變為“知識技術”，是科技創新鏈條上的第一次“跳躍”。研究團隊用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來量化評估科技成果產出的水平。

而技術能否從實驗室遷移到應用市場，專利能否從“紙”轉化為“實質生產力”，科技創新鏈條上第二次“跳躍”能否順利實現，很大程度決定著一座城市科技水平的強弱。高新技術企業數量、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數量等產業發展指標，既是科技成果轉化的前提條件，也是轉化的效果體現。這是“飛輪效應”帶來的正向循環。

通過對全國57座城市相關指標的量化比較發現，在創新驅動的城市高質量發展模型中，只有資源投入、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產品應用等各個鏈條得以順利轉化和推進，創新的效率才最高；也只有創新鏈與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相結合時，才能發揮最大效能。

投入和產出，不完全正相關

研究團隊從科研經費支出強度和高校基礎研究兩方面評估城市的科技資源水平。

綜合來看，京滬屬于“要基礎有基礎、要資金有資金”的均衡型“王炸選手”，不僅研發投入強度高，而且規模巨大。其中，坐擁34所“雙一流”高校的北京，2022年全社會研發投入2843.3億元，是武漢、廣州、蘇州投入總量的3倍左右；其研發投入強度為6.83%，高于以色列等創新型國家。

深圳、蘇州、東莞則是用錢補短板的“奮進生”。以深圳為例，在加大研發投入規模與力度的同時，還持續優化研發經費支出結構，率先以立法形式確立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投入不低于全市科技研發資金的30%，從而彌補高校在基礎研究環節的缺位。東莞、蘇州的研發投入強度均位于4%以上，高于美國、日本、德國等G7國家，直觀體現地區發展科技事業的意愿與決心。

西安、武漢、南京、成都則屬于科研基礎好、發展決心強的“潛力股”。科研經費投入強度均在3.5%以上；在體現高校學術水平與影響力的全球ESI頂尖學科統計中，均位居57城的前七位，展現了令其他城市羨慕的基礎研究實力。

（梁淑怡/圖）

但是，投入與產出并不是單純的正相關關系。倘若將科技資源投入與專利產出等指標相對比，我們會發現另一幅圖景：在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上，京滬深依然一騎絕塵，西安、成都等科研資源“潛力股”落了下風，珠海、杭州、青島后來居上。

《西安知識產權發展與保護狀況（2022年）》白皮書顯示，截至2022年12月底，西安市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為57.198件，PCT國際專利申請496件；與之相對應的是，杭州兩個指標數據為102.9與2305；青島為58.99與2351。

為什么科研實力與專利產出并不完全匹配？

這與高校的職能與定位有關。以基礎研究為主力的高校，其成果并非完全轉化為技術專利；而與市場鏈接更加緊密的應用型高校，則在成果轉化上更有優勢。但是知識經濟時代，高校的社會功能更加復雜，不僅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也應是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從這個角度理解，除去當年度知識專利產權申請的隨機波動之外，一進一退的城市變換背后，是知識產權管理體系的完備程度、創新鏈條推進質量、科研資源投入產出效率等多維度的發展體現。

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數據顯示，2022年PCT國際專利申請教育機構50強中，有來自中國的18所高校，其中8所位于長三角地區，4所位于珠三角地區。浙江大學、蘇州大學、清華大學、江南大學、江蘇大學分列前五。

江蘇是最大贏家。來自蘇州、無錫、鎮江的三所高校，承包了全國高校四分之一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江蘇大學，是一匹黑馬。這座位于江蘇鎮江的“雙非”高校，是全國首家參與《高等學校知識產權管理規范》標準制定和推廣實施的高校。該校副校長丁建寧在《中國科學報》著文提到，江蘇大學實行專利確權分割試點，讓創新團隊最高能持有90%的份額，極大推動發明人的創新熱情。

一所敢想敢干敢創新的大學，某種程度也是所在區域的縮影。早在2015年，江蘇省就聚焦科技投入產出效率低等問題，在全國率先開展高價值專利培育計劃，推動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與知識產權服務機構三方協同創新。企業根據未來市場走向指導研發方向；高校開展深入研究引領技術創新；知識產權服務機構提供綜合性全流程專利服務。“龍頭企業+優勢學科+高端服務”三位一體的高價值專利培育路徑，為“江蘇制造”向“江蘇智造”升級之路保駕護航。

依據國際通認的創新鏈理論，科技創新鏈條可分為9級。其中，1-3級是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主要由高校、科研院所完成；6-9級是產品和市場，企業是操作的中堅力量。中間環節的4-6級，則是科研成果的轉移轉化。

研究團隊認為，在江蘇的經驗中，高校與企業兩個主體，已經不再單純固守于原本所在的環節，而是分別向后、向前進行“突圍”。高校吸收6-9環節中市場的信息，企業參與1-3環節研發方向的選擇，二者共同滲透到創新鏈的4-6環節，并在過程中依托第三方服務機構的支持，真正將基礎研究與產業應用緊密結合，貫穿產學研需用的融合鏈條。

越過“死亡谷”

如果說在創新鏈第一個“鴻溝”——從科研資源投入到技術專利產出的轉化中，市場的力量開始顯現，那么創新鏈中下一個“死亡谷”——從專利成果到商業化應用的轉化中，市場與產業的作用則占據主導。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陳玲，向研究團隊解析科學、技術與創新三者之間的關系：“科學”指的是生產新知識，如揭示事物的因果發生機制或者系統演化規律；“技術”是抽象知識在現實層面上的具體應用，從而解決一些特定的問題；而“新”一詞，在專業研究中，特指科學、技術與其他生產要素重新組合后的第一次大規模商業化應用。

也就是說，“創新”先天就有應用的屬性。在陳玲看來，能接受市場檢驗的研發成果，才有經濟價值。

而當研發技術的供給端與應用場景的需求端失衡時，技術的轉移、流動與交易就發生了。

當前，我國正加快推動技術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建設形成統一的技術要素市場，通過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交易機制與科技成果市場化應用機制，實現技術要素的有序流動和高效運用。

其中，交易數據，即技術合同認定登記成交額，是衡量一個地區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的重要指標。

據科學技術部火炬中心公布的2022年全國技術流向數據顯示，西安輸出技術合同成交額為2881億元，與吸納技術合同成交額之比為2.83,對外輸出技術的能力顯著高于吸納技術的能力，屬于技術輸出型城市。天津、大連有類似情況。

一方面，技術輸出型城市意味著科研能力強，是科技創新的智慧高地；但另一方面，如果大量的技術成果沒有在本地轉化，而是通過嚴重的貿易“逆差”流向外地，也并非益事。究其原因，或是市場需求不足應用場景少，或是有市場但供需存在結構型失衡。

南京的表現令人意外。大眾印象與數據表現雙雙得證的科研強市，卻并非技術成果輸出的主力軍。其實南京輸出技術的項數很多，37234的數值僅次于北京、西安與上海，但是輸出技術合同成交額低，其單價僅為單項吸納技術合同的一半左右。因此，提高技術成果附加值是南京各研發主體的當務之急。

深圳、重慶、杭州、寧波等地則與西安、天津等相反，技術輸出與吸納之比小于0.8，屬于技術吸納型城市。這些地方高校資源優勢不明顯，但產業集群密布、市場需求廣闊。而產業和市場，是技術要素流動永恒的指揮棒。

第五批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公示名單顯示，深圳共有310家企業通過審核，前五批累計752家，僅次于北京。寧波、杭州、重慶等地累計數量均在300家以上，位于全國前列。這些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專業程度高、科研能力強，是吸納技術流入與開展自主創新的中堅力量。

技術要素本能地想要靠近市場，市場也需要有價值的技術創新，但是二者的“雙向奔赴”并不完全隨心。只有進一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才能更大程度實現區域間技術要素的高效配置，讓更多創新主體成功越過科技成果轉移轉換路上的“死亡谷”。

如何破解悖論？

諸多學者根據地區、行業及時序層面的分析提出，科技創新投入的大規模增長并沒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提升，甚至出現了“研發成倍增加——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下降”的悖論現象，這是中國當前面臨的“科技創新困境”。

背后原因復雜多樣。目前學界幾種主流的說法認為，中國基礎研究投入比例過低、研發系統與生產系統的長期制度性分割、人力資本與科技創新未能有效協同等因素可能導致困境的產生。

當整體陷入困頓，個案探索就有著無限價值。慶幸的是，每個城市都基于科研基礎、產業特色與比較優勢，因地制宜開展創新的突破實踐。研究團隊總結梳理現有的五條突圍路徑。

第一種是北京模式。從2016年的“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到2021年提出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北京科創突圍的關鍵詞是走向國際。作為首都，這里擁有最堅實的科研基礎與最強大的科研經費投入，而多輪高層次人才的政策創新，吸引大批量國內外頂尖科技人才，有效避免了研發人力資本嚴重落后和偏離于科技創新投資的情況，從而提升創新效率與質量。

第二種是深圳模式。其經驗在于建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該條被國家發改委寫入《深圳經濟特區5方面47條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進行推介宣傳。同樣是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與人才鏈的高度融合，與北京科研驅動的模式不同，深圳更強調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的產學研需用一體。

第三種是長三角模式。這里民營經濟同樣活躍、市場接近度高，但與深圳的龍頭明星企業引領創新不同的是，長三角的科創主體多為腰部企業。在大量的合作、分工、交易之下，形成了相對成熟的技術交易市場網絡，并涌現了大量與之配套的第三方中介服務機構，大大提高了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

在中部地區，武漢與長沙則呈現了兩種不同路徑的探索。科研基礎稍好的武漢，代表第四種模式。圍繞高校科研成果形成了鏈條完整的轉化路徑，即校內研發、周邊孵化、大學科技園成長、高新技術開發區規模化的“四級跳”模式。從企業創新創業的全生命周期給予系統幫助，這是東湖高新區在光電子信息產業領域獨樹一幟的經驗所在。

第五種模式的引領者，長沙則提出建立全球研發中心的長遠目標，一方面聚焦工程機械等優勢產業重點培育，另一方面打造知識生產與生活休閑“雙中心城市”，通過生活質量等差異化優勢來吸引一線城市研發人才回流。

綜合五種模式來看，破解“科技創新困境”，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技術研發與轉化環節，從創新內部鏈條來到更為廣義的創新生態營造與創新企業培育，包括人才、資金、體制機制改革、營商環境等多個維度的突破與進擊。這需要更多相關主體參與其中，共同締造中國諸城的科創未來。